西夏古籍 漸次打開 國家圖書館收藏修復珍貴文獻

2020年02月21日 08:22    來源:人民日報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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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夏一直被視為一個神秘的王朝,存世文獻稀少。2015年,國家圖書館緊急收購一批珍稀的西夏文古籍。歷經4年多的悉心修復,曾經破碎如絮的書頁拼合完整,曾經粘連的書頁漸次打開,那段過往的史實逐漸重現。

  

  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室是個神奇的地方,許多殘損的古籍在這里經過修復師的巧手而重獲生機。2015年入藏國圖的18包西夏文獻,經過4年多的努力,已修復12包80余件。“離全部修復已經不遠了,剩下的都是修復難度很大的,還要繼續研究修復方案,寧可慢一點,也要穩妥。”國圖古籍館副館長薩仁高娃說。

  2015年入藏國圖的這批西夏文獻是近年來發現的數量最大、內容最豐富、版本與裝幀類型最多的西夏文古籍文獻,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。西夏一直被視為一個神秘的王朝,存世文獻稀少,因此,每一次西夏文獻的出土都意味著打開新的學術之門。如今,在國圖的悉心修復下,曾經破碎如絮的書頁拼合完整,曾經粘連的書頁漸次打開。

  發現珍貴文獻,緊急收購、最快入藏

  2015年5月的一天,國圖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、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打來的電話,他得知有書商要出售一批西夏文古籍,他從照片上初步判斷可能是真品,建議國圖盡快派人與書商聯系,爭取入藏國圖。

  “無論從保護文物還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,這批文獻入藏國圖都是最好的歸宿。”史金波說。早在上世紀70年代,史金波就曾利用國圖收藏的20余卷100余冊西夏文獻,開啟自己的學術生涯。那批出自寧夏靈武的西夏文獻是1929年入藏北平圖書館(國家圖書館前身)的,當時圖書館十分重視,認為“此項經文從未見于著錄,最為稀世之珍函,應集中一處,供學者之研究”,于是不惜重金購買,成為國內西夏文獻最大藏家。

  但與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獻相比,國內的西夏文獻仍然稀少。“當年國力衰弱,這批文化寶藏流落異國,‘文歸海外,史在他邦’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。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樣的歷史重演。”薩仁高娃說。

  接到史金波的電話后,國圖立刻開會研究決定購入。薩仁高娃和少數民族語文組組長全桂花乘坐一夜的火車來到銀川,史金波正在當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,3人一起與書商見面。

  眼前落滿灰塵、帶著泥垢甚至嵌著谷粒的古書讓他們感到驚喜,除了8冊較為完整的西夏文書籍,還有數百頁殘頁。史金波初步判定,這批文獻均系真品,有很多珍稀善本。其中既有國內罕見的西夏童蒙讀物《碎金》,也有國內首見的西夏諺語集《新集錦合辭》,此外還有寫本《三才雜字》和品類豐富的西夏文佛經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1909年在黑水城遺址曾經發現兩種《碎金》抄本和一種《新集錦合辭》,可惜均被盜取。因此,如果此次收購順利,《碎金》與《新集錦合辭》將填補國內的典藏空白。

  與書商最終達成一致后,拿到這18個包袱的古籍,薩仁高娃和全桂花的心情卻不輕松。按照國圖的規定,文獻一旦購入,就不能離身,而且必須至少兩人同時看守。那天晚上,薩仁高娃和全桂花在賓館熬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,她們搭乘最早的航班返回北京。“本來按照規定,攜帶重要文獻不允許坐飛機,但當時生怕有變,經館領導批準,我們坐飛機回京。在過了安檢的那一刻,懸著的心才安定下來。”薩仁高娃說。

  從決定收購到入藏,不到一周,這批西夏文獻創造了國圖入藏最快的紀錄。

  修復難度極大,既需經驗也要靠科學

  這批西夏文獻入藏國圖,有力地保證了文物的安全。但擺在國圖眼前更加急迫的任務是修復。歷經800多年,這批文獻盡管總體保存狀態較好,但不少殘頁乍看上去如同廢紙,有的揉成一團,有的粘連在一起,如同磚頭,上面還帶著泥土、沙粒。有的紙張脆化、絮化嚴重,不要說翻看,就是輕輕吹一口氣或打個噴嚏,都可能使其灰飛煙滅。

  “從修復難度來說,這次比十幾年前那次修復西夏文獻的難度還大。”在國圖從事古籍修復工作40年的資深修復師劉建明說。2003年,國圖啟動西夏文獻修復工程,從調研、論證到確定修復方案,歷時一年,是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對西夏文獻進行修復。修復方案確定了修舊如舊、最小干預和可逆性三原則,并在修復過程中全程記錄每一步驟,為將來的修復工作打下基礎和提供經驗。劉建明參加了當年的修復工程,13年后他成為新入藏西夏文獻修復小組的負責人。

  2003年修復的那批西夏文獻以佛經為主,裝幀方式以經折裝為主,而新一批西夏文獻既有佛經也有其他古籍,裝幀方式更加多樣。為了穩妥,每一件文獻在修復之前都要專門召開專家會議,共商修復方案。史金波、黃潤華等專家全程參與,熟識西夏文的史金波對于破碎的殘頁如何綴合,能發揮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  古籍修復考驗耐心與細致。劉建明說,最難的一張殘頁他修了兩個星期。還有一張殘頁,雙面都有字,因此不能按照傳統的在背面加紙托裱的方式修復,劉建明創造性地在殘頁四周加上了一個厚紙做成的框子,這樣既不影響兩面的文字,翻閱的時候又不必用手接觸古籍,一舉兩得。

  劉建明說,古籍修復既要經驗,也要依靠科學,修復過程嚴謹而細致,每一個步驟都需要記錄,每一個步驟都應是可逆的。首先要檢測紙張,檢測其酸堿度、纖維種類、厚度等,為接下來的具體修復做準備。修復用紙要顏色相近而略淺、厚度相似而略薄,就連簾紋這樣通常很難為人察覺的細節也要盡量相近。這樣修復出來的古籍渾然天成,清晰可辨又保持了原貌。

  修復師謝謹誠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已8年,經手修復的重要古籍不少,但修復這批西夏文獻仍然讓他感到驚喜。“首先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這批古籍的紙張的酸堿度偏于中性,基本沒有酸化,蟲蛀也不算嚴重,只是絮化比較厲害,紙張還很有韌性。以往我們修復的古籍大都因潮濕而受損,像這樣紙張還有韌性的古籍很少。其次是發現了縫繢裝這種罕見的裝幀方式。歷史上縫繢裝的書籍很少見,但這次發現了6頁,是我國書籍裝幀方式演變的重要實物。”

  有一件古籍給謝謹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古人在這本書上也留下了修復的痕跡,但顯然技術不太講究,修復用的紙是有字的,就硬生生糊在封皮上。經過謝謹誠噴水、拆書、揭取,這些有字的紙露出了真面目。有同事和他開玩笑:“你修一個書皮修出來6件文獻。”

  截至2019年12月底,已經修復好的西夏文獻共計12包80余件,全部西夏文獻計劃今年修復完畢。

  同步研究解讀,提供新的史料和維度

  學者們對這批新入藏的西夏文獻的研究與解讀,與修復幾乎同時展開。史金波驚訝地發現,其中一份文獻與歷史影響深遠的“涼州會盟”有密切關系,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的佐證。

  史金波說:“過去對涼州會盟漢文、藏文、蒙古文的記載,多是后人追述記載。這份文獻是另一種民族文字的記載,從一個新的維度提供了新的歷史視角。并且這是當時的實際記錄,不是后人編寫追述,更顯真實可信,具有特殊的文獻價值。”

  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是在歷史資料中尋覓、挖掘對自己研究課題有價值的史料,有條件的還要開拓新的資料來源。史金波曾親自參與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的再生性回歸,還集合國內力量整理出版了《中國藏西夏文獻》,他說:“近些年的西夏研究發掘了大量新的資料,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轉,大大推動了國內外的西夏研究。”

  (記者 張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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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責任編輯: 李冬陽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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